为何婚恋报告称九成中国女性对父母介绍的相亲对象不满意？

原标题：为何婚恋报告称九成中国女性对父母介绍的相亲对象不满意？

作者/冯寅杰 （本文原载于《南方人物周刊》 原标题《一则“逼婚”广告引发的风波》）

2014年春节，婚恋交友网站百合网投放的一则电视广告因“涉嫌”逼婚成为众矢之的。广告所引发的万人抵制，从线上转到线下，一时非议四起，引人深思。

尴尬，这是熊婧和艾可在看到百合网电视广告后的第一反应。同样尴尬的脸庞还隐蔽在2014年春节期间全国的电视屏幕后面。之所以尴尬，是因为承受不了某种期待，而这则广告，把这种期待赤裸裸地说了出来——“你结婚了吧？”

这是婚恋交友网站百合网在春节期间投放的一则电视广告。在广告中，女主角始终没有找到对象，直到外婆病倒在床上。这才意识到，不能再挑了，“今年一定要结婚，哪怕是为了外婆。”外婆的叮嘱余音绕梁。最终，她身穿婚纱，手执伴侣，俯在外婆的病床前，噙着泪花说：“外婆，我结婚了。”3个央视频道，10个卫星频道，春节期间的黄金时段，女主角洋溢的幸福热泪投射在一家几代人之间，泛起的是不同的涟漪。

“逼婚”广告的现实与理想

作为中国婚恋交友市场的巨头之一，百合网过去以在电视荧屏上的大力投放推广闻名。无论是冠名电视相亲类节目《非诚勿扰》还是植入电视剧《我们结婚吧》，一直都以维护主流婚恋价值观著称。春节期间投放广告原是计划之内，不想这一次一石激起千层浪。

不管广告上怎么讲，NGO组织女权之声的负责人熊婧和艾可都认为，这是一种亲情绑架。过去许多年来，长辈“逼婚”的现象并非鲜见，但以如此简单直接的方式从大众媒体中出现，还是第一次，这令人感到尴尬。

随后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让广告投放方百合网始料不及。网络上舆论倾倒，骂声四起。反对者们集结在一起，以“情感勒索”、“含蓄暴力”、“反对逼婚”为由，在社交网络上发起“万人抵制百合网”的活动，要求其撤下广告，一时位列热门话题榜。这都让百合网创始人田范江倍感压力。在他看来，这一切仅仅是个广告创意而已。

创意来自百合网7000万会员中的一个真实案例。在讲述的时候，田范江的真诚并不让人怀疑。案例中，女主人公很遗憾没有早一点结婚，也构成她外婆的遗憾。“事实上，她的结婚是在外婆去世之后，她觉得特别遗憾。但是最后拍的时候，我们还是把外婆去世这个环节改掉了。这个故事就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的很多实体店的会员都有很多故事，这些故事给他们的一个启示就是：我应该早一点结婚，快一点结婚。因此，它命中的是这些真的非常认真，非常迫切地想要结婚的人群。”田范江觉得故事本身还是挺感人的，最终达到的效果也并不差。广告播出后，百合网每天新增的用户达到十几万。

抛开舆论与道德，单从商业上来讲，广告为百合网带来的更多的是利好。

“我相信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怎么讲呢，作为商业公司，大家有这个需求对它来说就够了。但我觉得其实大家需要去想的是父母对于子女婚姻这样的期待或要求，它到底是不是合理的。”熊婧观察并参与了对“逼婚”广告的一系列声讨，她并不赞同田范江的说法，认为在春节期间，一家团聚的时候，它依然利用了父母心理，是一种助长。

过去十几年来，中国人的婚恋年龄大大提高，尤其在节奏快速的大、中城市。大龄单身青年的数量越来越多。田范江利用百合网的一项调查数据解释了人们对这类广告的的反抗心理。一般男性对于女性择偶有一个最佳的年龄期待，基本上是在25岁。从28岁开始到30岁以后，能够接受作为优选对象的男性观点统计，急剧下降。很多女性觉得25岁为时尚早，到28岁时突然发现自己身边的候选人少了很多，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就到30岁了，又发现又少了很多，一蹉跎才意识到时间流失得如此之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产生一种抵触的情绪，或者觉得这个问题不应该在这个时间点（春节）提出来。他们感觉受到了一种压力。”

对于父母的期待与伦理，社会的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冲突，熊婧自有选择。“不管是在价值观念上还是对于人生的期待和选择上，我跟我的父母都大不一样，我没办法满足他们。”她说，“我是女权主义者，但不是说所有女权主义者不结婚。”

孤独是生命圆满的开始

2014年2月14日情人节，NGO组织女权之声组织了十几位男女青年，一起来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百合网总部，围堵在公司门口，合唱用《爸爸去哪儿》曲改编的歌《外婆别逼我》。他们分别举着“别因为外婆和我结婚”、“想结我才结，不结怎么了”的口号牌。当天，百合网公关总监杨晶接待一行人，不但接收了抗议信，并且在下午两点邮件答复会停播广告。

对于女权之声来说，类似的社会活动并非第一次，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在加入到女权之声前，熊婧就读于武汉一所师范大学，父母希望她毕业后能当老师或公务员，有稳定的工作，过正常的生活。毕业后，熊婧考取了“性别研究”专业的研究生，“那时候就觉得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分歧随之产生，她没办法跟父母解释NGO是什么，工资又低又不稳定。最关键的是，她的不婚主义引起了母亲的担忧与父亲的愤怒。“他对我不符合他意愿的选择都不满意。”熊婧无法接受父亲试图控制其生活的做法，随之而来的是争吵。她采取的办法是尽量避免交流，“我觉得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如果特别坚持的话，其实他也知道他没有办法控制我。”

熊婧的另一位同事，北京女孩艾可，有着类似的经历。她的名片上印有某国有出版社的策划编辑职务，除了女权之声的工作外，同时也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关注性别议题的Bcome剧社小组成员，策划并参与演出了《阴道独白》（美国女作家伊娃·恩斯作品，1996年由作者本人首演于纽约外百老汇，获1997年奥比奖最佳剧本奖）的本土化版本《阴道之道》，引起巨大反响，网络上对该剧的评价至今毁誉参半。

艾可曾为自己“独居”的权利向父母争取了好久，母亲认为只有结婚了才能单独住，但她最终成功说服了母亲。但很多人选择了另外的一种方式，“我认识有一些朋友，他们会选择结婚。”这是艾可发现的比较有意思的现象，他们是把结婚当做来逃避原生家庭的办法，以结婚这种方式的话，得到自由或自主，逃离原生的家庭。但艾可觉得这样的一种选择其实特别可悲，“你要么在原生家庭，要么在自己的婚姻家庭，这是对独居者的一种价值上的不认可。”在艾可看来，认为独居者都特别悲惨完全是一种想象。他们的生活其实比人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而且比起那些有婚姻的人，甚至要更为丰富。

台湾学者蒋勋在他的《孤独六讲》中说：孤独是生命圆满的开始，没有与自己独处的经验，不会懂得和别人相处。

湖南女孩宋佳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种理论，她从大学毕业成为北漂族后就一直是一个独居者。在拥有26978个成员的豆瓣小组“独居女子”中，宋佳既普通又特别。她信奉雨果的名句：人生便是白天与黑夜的抗争。因为工作的快速、忙碌，她已经超过五年没有谈恋爱了。但在别人眼中，宋佳积极、上进、阳光。在独居的日子里，她坚持良好的生活作息习惯，每天必须要做三件事：读书、瑜伽和占星。“每个人都需要预留一个空间来观察自己，深入内心地去了解和探索那些对着至亲至爱都没法表达的情感。”不过，宋佳也开始慢慢改善独居的生活，她最近收养了一只流浪猫。

或许都可以，也许都不行

江苏姑娘李鑫明确表示自己的择偶标准是：高、帅、可以暂时没车但至少得有房。今年只有25的她在大学毕业后的一年时间里已经相亲了十几次，每一次都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在她的家乡，江苏某著名水乡，25岁的姑娘已属大龄，她的母亲如今热衷于为她安排相亲事宜。毕业于北京某高校的李鑫在大学期间有过三段恋情，每一个男朋友都是典型的北方男生——高大、阳光、帅气。在情感经历上，李鑫并不懵懂，但她也坦承，大学里的爱情很难修成正果。尽管有些不情愿，但现在的她还是顺从母亲的意愿，参加各种相亲。

除夕夜，在等待春晚直播的间隙，李鑫一家人都看到了百合网的广告。“先是标榜自己不能再挑了，然后结婚的时候男主（角）连脸都不给露。现实中肯定不是这样的，选择范围其实很小。”李鑫觉得自己不是不想结婚，在这一点上她刚刚获得父母的认同，不管是为了谁。“首先是为了自己。”

同样是为了自己的熊婧在告诉母亲自己不打算结婚之后，最开始母亲表示了担心，她首先想到的是孤独。她询问熊婧若不结婚将如何谈恋爱，不结婚又有谁会与其谈恋爱。而在熊婧看来，两件事并不矛盾，“谈恋爱和结婚是两回事。”

内心深处，李鑫也认可恋爱与婚姻的独立性，但在现实中她并没有太多选择。在“或许都可以，也许都不行”的怪圈中打转。

虽然至今也没有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但过去一整年的相亲还是带给了李鑫完全不同的认知。她还记得自己的第一次相亲，是母亲的一位好友介绍的“靠谱男”。到了现场才发现，对方是一个年过四十的老板，离过一次婚，唯一“靠谱”的地方就是家产千万。这次相亲按李鑫话来说是“勃然大怒”，她事后为此跟自己的母亲大吵一架。而老板最终也没有看上她，最后托人传递的答复是“不够白，胸部也太小”。这件事随后成了笑话，流传在她的朋友之间，并不时被拿出来取笑。“说真的，除了有钱，他没有一点比得上我的前男友。”时过境迁，李鑫依旧愤愤不平。那是她相过的最有钱的一位男士，不愉快的经历使得母亲在对象的把控上因此严格。随后她的相亲对象越来越年轻，但也越来越“穷”。例如有一个相亲男士要求在饭后结账与她AA制；另一个家里只有一套房，至今仍与父母同住。这些人都进了李鑫的黑名单，她明确表示自己虽然并不虚荣贪钱，但也不会使自己陷入到爱情婚姻的“沼泽地中”。“我已经降低要求了，可以暂时没车但至少得有房，感觉很重要。”李鑫说。符合她感觉的高、帅且有房的男士或许并不多产于江南水乡。不过她现在并不着急，“这是概率事件，多看看总会遇到对的。”

除了家长的安排，李鑫也利用各种方式扩展自己的社交圈，例如微博微信、朋友介绍甚至婚恋网站等等。在经历多次相亲后，她变得越来越从容，相信自己处在人生的价值顶峰，颇有待价而沽的姿态。她甚至还总结了相亲的经验与朋友分享，比如说双方见面，表面上是一种双向选择，但女孩子更多的时候是处于弱势。两性对于双方的价值评估也完全不同，通常男性更看重女性的外貌。而这一点最让李鑫不能容忍，“我更希望他们能了解我的内心。”

前世纪佳缘创始人，网络红娘龚海燕认同这一看法。“双方心意相通，有共同话语，能够形成良好的互动，才是幸福婚姻的基础。”她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我就找了个经济适用男。”

但李鑫的母亲并不赞同，在她的人生经验里，“贫贱夫妻百事哀”，尽量还是要找有钱的，年纪稍长一些更懂得疼人，结婚以后应尽早要孩子。

无论哪一种观点，在艾可看来都还逃不开主流文化的范畴。这一代人的父母辈成长在更单一，更一元的文化当中。他们不会反思制度安排，或者是反思社会文化，对于他们来说这太过危险。他们过得不好，但如果不在制度安排或文化当中去反思的话，他们仍然会对下一代寄予幻想，对下一代的婚姻寄予希望。

真正的多元是大家都能有选择

因为在NGO组织工作的缘故，艾可能够接触到不同的群体。也并不是所有的婚恋广告都在“逼婚”。例如有缘网最新投放的一轮户外广告就是“底下一堆男的掉下来特别漂亮的一个女的，还有就是底下一堆女的掉下来一个男的。”艾可观察到了不同，“至少这是另外一种选择。”作为目前中国最大的婚恋网站世纪佳缘，在春节期间也投放了一轮电视广告，CEO吴琳光表示：“逼婚是社会现象，关于逼婚的创意，也想过，但最终没有采用。”

艾可认为，真正的多元是大家都能有选择。每个人都有选择生活的权利，选择了某一条路之后，人在社会中生活肯定是需要制度支持的。例如如果选择了非婚的这条路，就需要社会制度支持；再比如，哪个网站出个广告：我就是一辈子不结婚我过得挺好的，或者两个女人一起结婚，两个男的一起结婚。其实不是说不去选或者选了这条路过得不幸，而是选择的代价太高。现实中这根本无法质疑，连表达的渠道和机会都没有。

天津人赵楠和张钰是典型的les-gay形婚（指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的形式婚姻）。他们结婚已经一年，如今赵楠直言不讳地说出了婚姻对于自己的意义：“我们结婚，就是为了父母。”

赵楠和张钰的结合确实出于偶然。2012年底，年届三旬的赵楠向逼婚的父母和盘托出自己特殊的性取向。这果然招致了父母的震怒，其母亲至今不肯相信儿子是同性恋的事实，父亲则认为这是一种病，需要治疗。在承受了巨大压力的情况下，赵楠通过网络认识了同病相怜的张钰。当时他们约在一家酒吧见面，整整聊了一晚上，第二次见面就决定一起领证。

结婚整整一年后，两人坦承以往受到的压力彷佛一夜之间烟消云散了。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夫妻，拥有各自独立的性生活，只在公开场合扮演恩爱，但这些已经让双方的父母喜笑颜开。

“这个社会是看重结婚的，婚姻确实给人一个社会身份。这个社会最基本的一个细胞是家庭，它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不是以个人。”艾可说，她相信那些拥有婚姻的人都能够明白婚姻是怎么回事，他们在婚姻当中有很多感受。

但即便有所反思，可能也觉得很难抗衡这种很强大的社会文化。艾可觉得问题的根源在于结构性的问题，单凭个人去反抗的话，其实是无效的，也是很无理的。如果一个人因为他的不同选择，在婚姻之外的选择，会承受一些巨大压力，在没有支持系统存在的话，其实很难期待人去做出真正他想做的选择。在团体里可以营造一种特立独行，这是一种资源，不是性格，这是你拥有的社会资源，别人会觉得这就是特权，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想不结婚就不结婚。

熊婧认为，每个人的生活都会给自己设计一条利好的道路，利己是非常正常的一种方向和策略，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就放弃反抗和反思。如果我们能做一些事情或者是能倡导一些反思的话，而不去做，而去承认那个已经非常保守，让人们非常不幸的，已经存在的继承的东西，就很可悲。

学者蒋勋说，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是鼓励特立独行，让每一种特立独行都能找到存在的价值，当群体对特立独行做最大的压抑时，人性便无法彰显了。

宋佳告诉记者，她并不是“怪物”，只是希望社会可以尊重单身者或者承认单身者的生活价值。在她想要结婚，或者觉得可以结婚的时候结婚，而不是父母或任何人来逼她。

而李鑫继续闯荡在她的漫漫相亲路上，“相亲是给自己一个机会，也给对方一个机会。”她说，“一切都要看缘分。”

如今，赵楠有了新的烦恼，母亲想要抱孙子，而这并不在张钰的计划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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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性观念都是被构建的

人物周刊：女权主义的真正诉求是什么？

女权之声：激进女权主义是一个派别，它在各个方面反思，所谓激进是因为它所有的反思都非常深入。我们现在的一切都脱不开父权制的影子，专制和父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远古时代，所谓男性出去打猎，然后扳倒一头猛犸象，这是臆想。在这个臆想当中，女性是完全不存在的。而事实上，人类与动物、与自然界的较量，是男性、女性共同参与的。

人物周刊：和谐的社会是否应该男女各自承担他们的社会角色？

女权之声：大家应该各有分工，但是男、女就要固守某种角色，还是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承担什么样的角色，需要思考。

人物周刊：假设政府可以引导，社会观念也会随之改变？

女权之声：女权主义其实是质疑自由主义公、私领域绝对的分化的，国家有责任来保障每一个公民在其中的权利。

人物周刊：婚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女权主义和不婚好像都会造成这种不稳定？

女权之声：稳定不是现在社会的价值之一，只有专制国家才想要追求稳定。现代社会、现代文化或现代人追求的是尊严、权利与自由，这些东西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实现。如果多元，必然会有“混乱”。况且稳定就幸福吗？稳定究竟是谁需要，这个是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人物周刊：我们的父母辈过得其实也并不好，但他们依然会沿用传统的观念给下一代施压，这是为什么？

女权之声：他们是在一元的文化当中成长起来，如果有不一样的选择就很危险。但仍会对下一代的婚姻寄予希望，比如对于女性来说，好好选你就会遇到一个好男人。这个判断是无以驳斥的，它是一种可能，但本身不涵射任何反思，对不平等制度及文化的反思。

人物周刊：如何看待男、女在婚姻观念上不同与变迁？

女权之声：直到现在，在婚姻当中男性还会是受益方。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和育儿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男性在家庭生活当中基本上不会承担什么。女权主义提出来，它叫女性的第二轮班，就是工作完回到家之后再上一轮班。还有一种女性主体经验的感受，就是女性在工作当中付出劳动有物质的回报，但是家务劳动的价值往往不被丈夫认可。所有的这些都需要有一种经验性的统筹，但这个工作的价值在家庭和在社会中都被低估。

人物周刊：社会对性的态度是否也存在变迁？

女权之声：变迁不大，女性获得性的主要渠道是婚姻，而男性就有很多其他的渠道。电视剧《我们结婚吧》里面，父母要抱孙子就逼着子女去同房。婚姻内的性都是为生育准备的，谈恋爱、结婚、性、生孩子，连次序都不能打乱。

人物周刊：那性在婚姻当中的价值呢？

女权之声：《非诚勿扰》里收集了一个数据，在英国，人们认为结婚之前男的谈七次恋爱比较靠谱，女性是八次。在中国最好一次也没谈，一个比较普遍的数据是两到三次，一次是懵懂无知，一次刚有经验，一次被对方伤害。另外现在对女性婚前的无性经验可能不像过去，处女情节那样的一个社会认定。但它变相地表现为对女性婚前恋爱次数的要求。

人物周刊：从文化和现实角度分别来看呢？

女权之声：文化上会有一种强制性在里面，比如必须得是一对一的男女之间的和婚姻关系内的。但实际上现实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都是多边关系，那句话怎么说，没有出轨、没有性工作者、没有欺骗、没有第三者，婚姻制都维系不下去，早就崩溃了。

人物周刊：所以性的观念都是被构建出来的？

女权之声：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被建构的。连Facebook上都有54种性别可以选择了，人类进化这么久，居然还以谁有小鸡鸡谁是男人，谁没有是女人来划分性别，太落伍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宋佳、李鑫、赵楠、张钰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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